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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6 / kslintw

戰略No.2 馬政府財經五項缺失

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觀點檢視馬政府的財經政策 

林向愷[1]‧柳嘉峰[2]

  2008年是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最不確定的一年。前半年,由於國際原油、糧食,以及其他原物料價格上漲,民眾憂心薪資調漲永遠趕不上物價的推升;後半年,隨著美國次級房貸及連動債所引發的歐美金融風暴擴散到全球,民眾轉而擔心國際經濟景氣衰退所帶來的出口衰退與信用緊縮,更加深民眾對未來所得不穩定與工作不確定的恐懼感。雖說這兩個問題本質與成因不同,但對台灣人民而言,結果是一樣的:苦日子似乎過不完,讓台灣在歐美金融風暴過去之後,有更緊實的體質,並未隨馬政府上台而有所改善。此種情況下,如何限期完成全面性經濟改革提高國家競爭以確保台灣生存與發展,使人民免於經濟不確定的恐慌,成為馬政府當前最迫切要處理的課題。

  全球化趨勢下,貿易自由化意謂一個國家所生產的商品其市場規模大小不再受限於政治疆域。商品、資金及技術跨國移動的政治障礙陸續移除後,各主要市場逐漸整合為單一的市場。然而,全球化並不會因此讓大多數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且絕大部份的現代經濟活動,如:工作、消費、投資以及政府預算使用大多還是在「國家」領土範圍內進行,行使這些經濟活動的主體仍是人民。全球化趨勢固然讓資源更有效率的運用、讓現代經濟活動更繁榮與多元,但對擁有可以跨國移動資源的部份社會成員而言,全球化是機會,但對其他成員而言則是風險與威脅,必須承擔全球化所有的代價。依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生存權應予保障」的規定,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應定義為「全體人民生存權應予積極保障免於威脅」不應再侷限於「全體人民生存權免受外力威脅」的傳統國家安全概念。國家整體安全決定要素不只再限縮為國防與外交實力,它與國內政治穩定、經濟表現以及社會和諧密不可分。

  基於上述「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維持基本的「經貿自主」對主權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至為重要。依先進國家經驗,攸關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優勢決定於政府對人才、技術與資源的創造、管理與分配能力,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大都以降低對外經貿過度依賴以避免具有敵意國家的經濟制裁或攻擊,減少國外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的衝擊。其實,「國家經濟安全」早已不是新的議題。由於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本就應針對多變的全球政經情勢,從國家總體安全的角度,思索、制訂並調整短、中、長程的因應策略以降低上述情勢變動對臺灣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衝擊。換言之,不管那一個政黨執政,國家經濟安全永遠是維繫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支柱。欠缺「國家經濟安全」概念所制訂出來的財經政策,必將流於片面與被動回應。其結果就是政策效果不彰,國家競爭力與經濟優勢會一點一滴不斷流失,這正是馬政府上任半年以來,財經政策的致命罩門。本文將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檢視馬政府所推出的財經政策。馬政府財經政策可歸納出以下五大錯誤。

一、戰略錯誤

  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馬政府財經政策所犯的致命戰略錯誤是:將台灣經濟命脈完全鎖死在中國,導致台灣經濟發展的整體風險暴增。馬政府除大幅開放廠商投資中國,廠商爭相到中國投資的結果,不僅讓台灣失業率上升 ,(見【圖2】。)更破壞攸關產業競爭力的群聚效應,顯示馬政府未能有效管理產業外移。任何主權國家的領導人面對國內重大經濟危機之時,皆是著重如何提升政府對人才、技術與資源的創造、管理與分配能力以渡過難關,甚少將其經濟問題或危機的解決交給具有敵意的國家,馬政府不但未能思索如何改造國內經濟,反而只想利用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以及中資來台以拯救台灣經濟及股市。結果最敵視台灣的中國,成為台灣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這種作法不僅過度簡化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更將台灣發展的前景,完全侷限於中國現有的經濟框架之下。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結果,經濟表現的好與壞需看中國的臉色,如此民眾對台灣經濟還有何信心可言?!

  民間消費占GDP比重最大且變動相對穩定,是經濟穩定最大的助力。若大多數消費者只是看壞短期景氣,通常不會立即調整消費型態,而是以其過去儲蓄或預借未來儲蓄支應消費所需財源。一旦看壞長期經濟,消費者必須隨所得減少而削減消費支出,故消費者信心決定未來消費型態,而消費支出變動具體反映消費者對景氣衰退嚴重程度的看法。根據萬事達卡所發佈的亞太區消費者信心報告,台灣消費者信心下滑的幅度為亞太地區之最,有九成以上的受訪民眾表示,將在未來一年內緊縮非必要性消費支出。此外,國立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研究中心於10月份所公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亦連續半年下滑,創下近六年來的歷史新低,主要係消費者對未來半年內家庭經濟狀況,國內經濟狀況以及國內就業機會普遍看壞所致 (見【圖1】) ,這些都印證了台灣民眾消費信心正瀰漫高度悲觀氣氛,對經濟前景更是嚴重缺乏信心。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下滑情況下,民間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的力道自然受到抑制,結果必然影響台灣整體的經濟表現。

【圖1】台灣消費者信心指數趨勢圖 (2001.1-2008.10)掃描的影像.lnk00002

 

 

 

 

  過去七年行政部門對台商投資中國、產業外移以及對外投資策略並未確實做好積極有效的管理,導致追求「降低成本」策略的廠商大量到中國投資。廠商赴中國投資後,就無在地轉型升級的壓力,使得台灣國內投資率持續居於亞洲四小龍之末,亦落後日本 (見【表1】)。馬政府上任後,仍未認知到目前經濟戰略的錯誤,仍只重如何吸引台商回台上市,鼓勵在中國台商將台灣的資金搬到中國,為中國創造工作機會,而輕忽如何利用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在台灣創造工作機會。可預見的未來,這種輕忽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的錯誤戰略將讓台灣民間投資更加不振。

            【表1】台灣國內投資率居亞洲四小龍之末

年(季)別

台灣

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南韓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1999

23.42

20.56

24.53

21.80

19.04

20.15

29.47

 

24.37

36.16

35.28

36.49

37.86

41.03

43.15

42.74

42.55

 

2000

22.94

20.70

25.12

21.81

20.19

20.85

31.14

 

27.27

2001

18.01

19.06

24.35

19.46

19.84

20.72

29.38

 

24.78

2002

17.55

18.35

22.69

17.40

18.91

21.30

29.05

 

22.74

2003

17.84

18.33

22.46

17.57

18.71

20.84

29.93

16.50

21.43

2004

21.92

19.23

22.60

16.94

19.41

20.92

30.29

23.47

21.45

2005

20.85

19.85

23.02

16.93

20.20

20.83

30.11

21.92

20.55

2006

20.73

19.97

23.29

17.59

20.98

21.57

29.81

21.54

21.29

2007

20.55

18.64

23.06

18.14

21.91

21.60

29.32

23.39

20.50

 

  自馬政府於2008年7月開放週末包機直航及中國觀光客來台觀光以來,依觀光局統計,四個多月來台的中國觀光客總人數總共30535人,平均每天僅299人,還不到當初預估3000人的十分之一。影響所及,當初聽信馬蕭競選文宣,而投入巨資準備迎接中國際觀光客到來的觀光業者,無不哀鴻遍野。此例子說明將台灣經濟的發展全部依附在威權中國善意之上的風險。未來台灣的消費與投資若還是不振,難道馬英九要繼續乞求中國拉抬台灣的經濟成長,讓台灣成為中國經濟的殖民地?

二、解讀錯誤

  馬政府之所以會犯以上的戰略錯誤,根本原因在於馬英九對其在今年三月總統選舉勝利,有錯誤的解讀。投票給馬英九的七百多萬選民,只是選擇中國國民黨完成台灣第二次的「政黨輪替」,期待馬英九改造台灣經濟,而非選擇中國來統治台灣,完成「主權輪替」。為掩飾「親中」本質,馬政府刻意將「開放」曲解為「放任」,主張政府該做的事只有鬆綁、減少所有管制以及干預,除此之外,其他什麼都不應該做,導致馬政府財經政策只重視少數人、少數企業的個別利益與方便而忽略大多數民眾因開放與鬆綁所承受的代價。以最近「江陳會」所簽定兩岸直航協議為例,美其名為方便台商返台與家人吃晚飯,但此種定位模糊的直航,對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難道不值得曾擔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去說服少數人犧牲一些方便以維持國家安全嗎?

  馬政府更刻意錯誤解讀對中國全面開放的經濟效應。幾年前,全國工總曾進行一項會員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兩岸直航後,有53%的受訪廠商,將會增加在中國投資,只有極少數廠商會增加在台投資。也就是說直航後,台灣資金外流中國的現象將更嚴重。其次,為解決過去國民黨政策高等教育自由化錯誤的政策,教育部將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研議承認中國學歷,讓中國畢業生參加台灣證照考試,未來台灣青年人的失業率必然大增。另外,馬政府又以人權為名,鬆綁中國配偶的工作限制;嚴重壓縮台灣人的工作權。允許中國漁工上岸,更是在為全面開放中國勞工來台鋪路。一旦中國勞工來台搶工作,台灣勞工家庭的生計將更受打擊。不在乎在地台灣人的權益與感受,只在乎中國人的權益是馬總統對臺灣人民最傲慢的地方。

  中國商品大舉入侵,更是危害人民生計的禍首,數以千計的工廠將會倒閉,數以萬計的員工將會失去工作,MIT商品將成絕響。中國農產品大舉入侵台灣,為台灣流汗、辛勤工作的農民所生產的農漁產品將嚴重滯銷,農民生計如何維持?一旦耕地荒廢,台灣美麗的田園景色,將成絕跡。此外,馬政府計畫開放中國廠商來台承攬公共工程,中資企業加上引進大量外勞,讓台灣人無法享受到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所創造的公共機會,更讓人擔心未來台灣公共建設品質的低落、更不安全,學生上課擔心教室倒塌,民眾走在路上有掉入水溝的危險,中國把台灣人納稅錢賺走,馬英九卻要台灣人民承受低落的生活品質。

三、方向錯誤

  在全面對中國開放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下,馬政府開放政策方向最大的錯誤在於忽略大多數人民的感受,以為中國是台灣經濟的活水源頭,只要對中國開放就可大幅提高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其實,馬政府完全搞錯方向。這幾年,台灣社會面臨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不是經濟沒有成長,而是大多數家庭的所得沒有同步成長,底層人民當前最憂慮的問題是失業以及經濟地位快速弱化。過去八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還超過百分之三。為何民眾還是覺得日子不好過?根本原因,在於過去政府無法有效節制對中國投資,導致工作機會增加不夠快以及薪資所得成長緩慢。這些問題,隨著馬政府的上任,更加惡化。本年10月失業率已飆高至4.37%,創五年來同月新高 (見【圖2】) ,而實質薪資成長則創下29年來最大減幅 (見【圖3】) 。然而,馬政府仍將追求經濟成長率作為施政首要目標,至於上任後,立法院所通過的擴大內需預算,或目前在立法院審查中的「消費券」與「振興經濟新方案」,到底能夠為台灣人創造多少工作機會則非其所關心。

 【圖2】台灣失業率自2008年520後又再度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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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93年後,平均實質薪資所得成長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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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工作機會增加不夠快與薪資所得成長緩慢背後的主因,係不少廠商採取「中國為主體」的全球化策略所致。當廠商過度追求「降低成本」的選項,選擇產業出走,輕忽「創造價值」的產業轉型,其結果就是資金大量移往後進國家 (我國對外投資中有70%至80%係投資在中國),在中國以五倍、十倍甚至更大規模複製臺灣成功經驗,國內投資率就很難提升。廠商在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經驗,所獲得的利益為廠商所享受,但大量到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經驗後,所留下的後遺症卻由留在台灣的台灣人民所承受,其次,當台灣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自然壓縮到台灣對先進國家的投資,台灣就無法藉對先進國家投資取得新技術、新商品生產、行銷管道或人力培訓機會,當工作機會移往後進國家過多,新的工作機會又因國內投資不振以及對先進國家投資過少而增加有限時,整體工作機會自然就增加的不夠快,失業率亦居高不下加上薪資所得因廠商大舉西進,在「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定理」的運作下,不易成長,家庭之間所得差距也就無可避免地持續擴大。

  過去民進黨主政八年期間,放任刻意曲解「開放」意義的經濟技術官僚開放廠商投資中國亦未要求行政部做好廠商外移的管理,導致台商投資中國金額占我國GDP比重,由1999年的0.5%,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2.61% (見【圖4】)。馬政府上台後,不僅未記取缺乏積極且有效管理的教訓,還變本加厲,將「中國化」視為「全球化」,認為不透過中國,台灣就無法全球化,更進一步鼓勵台商西進。一上任,除積極開放12吋晶圓赴中設廠,讓台灣技術優勢流失,還將台商投資中國上限一舉提高到60%,而且只要營運總部設在台灣,更可毫無限制的投資中國,顯示馬政府忽略攸關台灣經濟優勢的科技與資金管理的重要性。果然,今年第三季上市上櫃公司匯往中國金額,「馬上」衝到522億元,超過上半年總金額。如果馬政府仍然毫無節制地開放下去,台灣的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只會更加惡化。為處理失業問題,馬政府所需投入的預算估計將超過1000億元,對政府財政不啻雪上加霜,是「少數財團企業得利,政府埋單」的典範。

 

【圖4】1999年後台灣對中國占GDP比重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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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錯誤 

  520上任以後,馬政府財經首長,口口聲聲尊重「市場機制」,卻不了解這一波油價上漲與七○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完全不同,由於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與經濟快速發展導致對能源需求大幅上升;加上,不少市場投資者利用衍生性商品炒作原油並囤積原油。此種情況下,油價上漲速度或持續性將有別於七○年代。一個優秀的執政團隊,應該了解此次油價上漲跟七○年代並不相同。只要中國、印度、俄羅斯與巴西的經濟成長變緩,油價就無法再快速上漲,而且炒作過頭終將有回檔的一天,可惜馬政府未了解到目前台灣經濟問題核心在於薪資成長停滯以及工作機會增加速度過慢,此時政府應盡力維持薪資所得購買力的穩定,而非輕言「尊重市場機制」,讓物價短期大幅上漲以後,造成民眾對整個經濟失去信心,對馬政府期待落空。

  除了在基本戰略與方向有嚴重偏差外,不容諱言的,馬政府在財經政策執行面,也犯了不少錯誤。由【圖5】可清楚看出台灣國內的民間消費與投資以及政府支出對臺灣經濟成長貢獻度嚴重不足,舉例說,2007年台灣淨出口 (出口─進口) 對當年經濟成長率貢獻了3.81%,而民間消費與投資分別只貢獻1.31%及0.37%的成長率;至於政府最終消費更僅貢獻0.11%。當國際景氣嚴重衰退衝擊台灣出口時,政府應以擴大公共投資或提振民間投資意願而非刺激效果不確定的民間消費作為刺激景氣的手段。

【圖5】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對臺灣經濟成長貢獻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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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行政院向外舉借放839億元的消費券。馬政府若仍以追求經濟成長率做為經濟發展的目標,其實要達到百分之六並不件困難事;再向外舉借8000億元用來發放消費券即可達成。雖然消費券跟鈔票型式不一樣,但基本上就是政府印鈔票發放年終獎金。近年來,為何台灣薪資所得成長停滯,馬政府不去研究原因何在,只會印鈔票發放年終獎金,而且人人有獎,完全忽略政府應將有限預算應用在最需要的民眾身上。向外舉借發放年終獎金將使財政紀律就這樣被破壞。過去沒有一個政府包括蔣經國時代有過向外舉借再發放供民間消費,而是將向外舉借所籌措財源用於公共投資。發放消費券對工作機會的創造或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到底有多少助益,民眾享受消費券後要付出多少成本,馬政府皆未曾向台灣人民交待過!更嚴重的是馬政府上台不過半年,就充分暴露其對政府財政欠缺自我管理的決心。財政紀律一旦破壞,金融市場對政府債信沒有信心,未來公債利率不易調降,政府財務成本會跟著增加,台灣未來會步上拉丁美洲國家的後塵。

  然而馬政府似乎並不在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仍沿襲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舊思維,利用稅制做為拼經濟或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馬政府上台後所推動的稅改只見單項減稅,缺乏全面性整體性的稅制改革。馬政府認為,為促使資金回流,必須減免遺贈稅。所以,不顧賦改會成員的反對,一意推動調降遺贈稅稅率,並提高免稅額。同時,為挽救股市,還提出修法將證交稅率減半,為期六個月,導致稅入減少 (見【表2】)。

  首先,馬政府「減稅以提升競爭力」能夠成立的前提是:現行國民租稅負担率(稅收/GNP)必須很高,降稅後可提高個人工作意願以及廠商投資意願,經濟成長後,稅基擴大後所增加的稅入是以彌補稅率調降所造成的損失。但歷年來台灣國民租稅負担率一直維持在15%上下 (見【圖6】),遠低於歐美先進國家25%-35%的水準,亦低於新加坡的水準。國家競爭力決定因素很多,稅負只是其中一項,更重要的還有政府所提供軟硬體基礎設施的數量以及服務的品質,這些都需要政府有足夠的財源。記得2001年哈佛大學邁可波特 (Michael Porter ) 教授來台演講時就曾呼籲台灣的企業主不應再要求政府減稅,否則政府將無足夠的財源提供量多質優的服務,會影響到國家競爭力。所以,降稅不必然提升國家競爭力。

 

【圖6】1990年後國民租稅負擔率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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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政府對中國全面開放的結果,廠商在中國投資、創造工作機會結果,台灣民間消費會因有一、二百萬人在中國工作而持續低迷,民間投資因廠商無轉型壓力而不振,導致民間經濟活動帶動經濟成長力道不足,稅基無法隨經濟發展而擴大,加上「減稅救經濟」的思維,未來台灣財政收入將會嚴重限縮政府功能的正常運作。一再減損之後,為處理失業問題,為擴大內需救經濟所需財源必須靠政府向外賒借,導致台灣政府債台高築。馬政府上台後,除了年度總預算正常向外舉借外,半年內所增加額外的財政負擔已超過1兆6000億元。 (見【表2】 )此時若仍對富人減稅,不僅破壞財政紀律,更不易得到民眾支持。

 

   【表2】馬政府執政半年所增加財政負擔

財政措施 

提出日期 

增加的債務負擔 

說明 

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

5/22

583億元

編列特別預算,預計今年底前執行完畢。
當前物價穩定措施

5/28

超過210億元

總額2325億,除挪用原預算,油品貨物稅減徵半年將減少課稅收入210億。
因應景氣振興經濟十大方案

9/11

超過300億元

証券交易稅減半措施,為期半年,估計稅收減少300億,法案目前進入朝野協商。
調降遺贈稅至10%

10/23

240億元

預計2009年實施。
擴大國發基金

10/23

9000億元

規模1兆,未編列預算,擬向郵政儲金貸款9000億。
大型企業紓困

11/4

1200億元

(假設損失2成)

貸款額度6000億,但以「非中小企業」為對象。
發放消費券

11/18

829億元

預計春節前實施。
振興經濟新方案

11月

4000億元

總金額4年4000億元,預計11月25日行政院臨時院會通過。

 

  其次,馬政府上任以來,過度樂觀看待台灣經濟前景,沒有及時提出因應對策,且過份看重股市。當今年六月,在野黨建議退稅時,馬政府一再反對,直待經濟嚴重衰退方於十一月匆匆提出發放消費券的政策。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之際,消費力與消費意願的問題,勢必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其他如「近貧專案」、「推動公共建設擴大內需」等已執行政策來看,馬政府的政策不僅粗糙、急就章、更欠缺執行力。如此一來,不但無助改善經濟,政府財政也將會進一步惡化。

  最後,行政院國發基金在尚未編製預算情形下,先向郵政儲金借款9000億元以擴大基金規模準備用於協助企業改善體質。目前國發基金的規模為1000億元,並禁止到中國從事投資,但卻在規模擴大的同時,允許基金百分之二十的資金可以到中國投資,此如同將台灣金融體系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風險繫上一條長長的引信。目前台灣尚未與中國簽訂任何型式的金融監理協定,不能開放銀行到中國設立分行對當地廠商放款,政府允許部分國發基金的資金用於中國投資就等同於政府率先把郵政儲金搬到中國。由於郵政儲金的存款戶大部分為底層人民,當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危機後,底層人民將會因這條引信所引爆的金融大災難而嚴重受創。國發基金設立的目標應是協助台灣在地企業進行升級與轉型,利用國發基金分擔在地企業改變經營策略所衍生的風險,為台灣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但目前看來,國發基金除了協助企業到中國創造工作機會以外,還要為大企業紓困,這些都將成為摧毀為底層人民提供金融服務的郵政儲金機構的導火線。 

五、思維錯誤

  歸根結底,馬政府財經政策背後的思維出現嚴重偏差。其經濟展策略,仍舊沿用過時且錯誤的「唯經濟成長論」,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亦忽視經濟成長與公平正義及環境生態必須維持平衡的重要性。長此以往,必將斷送台灣的永續發展。

  七○至八○年代中期,台灣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以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為主,當時台灣與其他亞洲四小龍成員搭上歐美先進國家貿易開放列車,商品出口帶動經濟快速成長。為擴大生產規模以應歐美市場需求,廠商必須以較高的薪資吸引更多勞工投入,所以,出口成長亦帶動薪資所得的成長。此時台灣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出口以及薪資所得三者同步成長,只要GDP有成長,薪資所得就會跟著成長。八○年代中期之後,全球化大趨勢下,台灣廠商為追求「降低成本」策略,陸續將生產外移至中國等後進國家,國內工作機會跟著萎縮,但GDP仍因機器設備、半成品零組件大量出口到中國而有所成長,而薪資所得卻因作機會創造不夠快而呈現停滯狀態,導致九○年代以後,GDP、出口及薪資所得三者不再出現同步成長模式。過去八年經濟成長的果實,正因三者不再呈現同步成長而讓大多數台灣家庭無法享受到。這段期間所得最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其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現象,而所得次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平均年成長率亦未超過0.6%。(見【表3】) 若不及時解決這些家庭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依其他國家的經驗,它會激化階層對立,底層人民為了要翻身就會想顛覆現有體制,底層人民由於民主制度無法再捍衛她們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或參與機會的均等,開始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表3】百分之四十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

 

 

 

 

 

 

 

  目前台灣的稅制問題不是稅負過高而是稅基不合理。從事不同職業的個人或經營不同行業的企業有不同的租稅待遇。故此次稅改重點,應放在擴大稅基以及稅率合理化讓稅制更公平合理。至於取消軍人中小學教師免稅,亦不宜採「課多少,補多少」原則,應將增加的稅收部分用於降低經濟弱勢階層的所得稅負。由於社會對「促產條例」落日不續已有共識,政府亦應將增加的1500億元稅收用於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負以提高個人工作意願以及廠商投資意願。至於多少用於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負宜交給社會充分討論形成分配共識。此外,應以能源稅制逐漸取得所得稅制,並取消不合時宜的貨物稅,達到經濟成長與環保雙贏目標。稅基合理化目標達成後,調降遺產稅才有成功的可能。

  過去台灣稅制一直都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名,對特定產業給予租稅獎勵,讓稅制偏離「公平正義」原則。顯然馬政府忽視公平正義的重要性,坐視家庭所得差距擴大,底層人民只有被迫選擇對富人及大企業課予重稅的政策。而過重的稅負將降低企業投資意願,進而影響經濟成長。難道這是馬政府所樂見的?

  再就環境生態而言,隨著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全球氣候也產生顯著變化。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為溫室效應氣體的過度排放。為抑制過度排放,先進國家陸續通過強制性能源政策,例如:德國政府於2007年宣示將因應氣候變遷定位為德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面對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先進國家多揚棄原有的「唯經濟成長」的策略改採重視「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環境生態」均衡發展的永續發展策略,台灣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當然亦無法規避此項挑戰。

  然而,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自1990到2003年間,世界各國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數量,台灣排名第八,而台灣1990年到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增率更高居世界第一。另依據2005年統計數字,台灣高耗能產業(如:鋼鐵、石化、造紙與水泥業)使用台灣1/3的能源,卻只創造出不到2.5%的GDP,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否則難以因應氣候變遷。馬總統上台後,雖將減碳目標訂在2025年回到2000年水準,但卻無任何短、中期具體策略,對選舉期間所承諾的能源稅制亦無意限期推動,對碳排放採總量管制也不願執行。

  此外,由於馬政府的財經決策官員仍深信「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互斥」的舊思維,認為台灣應「先追求成長,再清理環境」。結果「節能減碳」變成首長搞脫西裝秀、大車換小車,以及只在民生消費活動上動「節能減碳」的腦筋。依9月11日行政院所推出的「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政府將提供20.5億元用於補助民眾購置太陽能熱水器、太陽光電系統,以及符合節能標章的冷氣機、電冰箱等家電用品。事實上,國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民眾住宅所產生的數量僅占一成三。馬政府上任後,所通過的電廠及鋼鐵廠開發案,每年增加二氧化碳量則高達1500萬公噸,顯示新政府「節能減碳」具體作法只管小不管大,重口號輕執行。如此只有讓未來台灣的環境問題更惡化。馬政府若讓「永續發展」概念中所強調的「環境品質提升及環境資源合理運用」繼續被忽視,未來「永續發展」的黃金三角將只剩一角,但一柱難以擎天。

結 

  馬政府上任半年多來,國際經濟景氣,但大幅衰退,確實使得各國的經濟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及,馬政府財經政策的五大錯誤必須立即改正,否則將令台灣經濟更雪上加霜。馬政府財經政策不僅讓台灣人民無法看到未來發展的方向,更無法感受馬政府有徹底改造經濟的決心,亦讓台灣暴露在更大的風暴之中。

  對此,民眾其實已表達高度不滿。根據遠見雜誌的民調,台灣民眾對馬總統的不滿,已達馬政府上任以來的新高。馬總統上任滿五個月時,已有高達67.6%的民眾表示不滿意,43.4% 則表示不信任;上任滿半年之後,即使在前總統涉弊被押及二次江陳會兩岸關係緩和總合效應下,民眾對馬總統仍有58.2%的不滿意度以及38.5%不信任度。

  此刻,馬總統應該傾聽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赫虛曼(Albert O. Hirshman)的警語。早在1945年,他就明確指出:國家的經濟與安全事務根本不可分;他提醒現代執政者,要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生存,除了要研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外,還要懂得如何有效運用各種經貿政策以維持主權國家所需的經貿自主。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馬政府財經政策,事實上已危及台灣未來的生存與安全。唯有馬政府揚棄不切實際的「一中市場」與「唯經濟成長論」的經濟發展策略,轉而重視在地轉型升級、工作機會的創造、薪資所得成長、永續和諧的永續發展路線,台灣才能在中國不斷文攻武嚇暴起暴落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站穩腳步。


[1]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2]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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