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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 kslintw

後金融海嘯時期 台灣經濟 該何去何從?

後金融海嘯時期 台灣經濟 該何去何從?

                                                                                                李登輝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度堪稱百年不遇,各國政府為了善後忙得焦頭爛額,紛紛端出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寬鬆貨幣政策以為因應,但迄今已近四年情勢仍未見好轉,可能還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放緩,甚至出現貿易逆差。這些嚴峻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身處同樣惡劣的國際經濟環境,南韓經濟卻脫穎而出,將擠身已開發國家之列,各方面經濟表現都領先台灣,這表示國際因素不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主要的原因;面對經濟轉型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皆無法卸責。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不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拼經濟的口號,不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拼,最終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在此要以「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為題,和大家共同思考,希望可以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行。

 

一、過去盲目鼓吹全球化的主流經濟理論亟需修正

(一)、實體經濟:全球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首先,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年主流經濟理論鼓吹之下,全球化讓各國只注意到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對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好處,而忽略了全球化下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流向中國;中國躍為「世界工廠」,許多國家的產業因而遭到掏空。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間被金融榮景所掩蓋,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空短期內很難回復,加上金融服務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雇用又深受金融海嘯的影響而持續裁員,所以即便政府不斷印鈔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一旦許多人因為遲遲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或者就業前景不佳,開始減少消費,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意願,這是為什麼金融海嘯之後先進國家政府端出刺激經濟的振興方案無法奏效的原因。

國內方面,全球化下「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導致台灣有三百多萬名薪資階層每月薪資在三萬元以下,且實質平均薪資因物價膨脹而持續縮水,由於企業有了「外移出走」的選項,導致國內勞工薪資不僅不易成長,更要接受工時變長的勞動條件。對國內民眾而言,全球化理論是否行得通已不再是純學術研究或討論的課題,主流經濟學者所強調的效率以及鬆綁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對人民福祉造成最直接的威脅。政府存在的目的在解決人民生活的問題,不能以「人民不懂經濟學」而強迫人民接受全球化所產生的痛苦。

 

(二)、金融資本:金融完全自由化瓦解了各國的金融防火牆

金融完全自由化更是造成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金融完全自由化強調資本市場鬆綁能促進政體經濟運作的效率,進而提升經濟表現。金融完全自由化之前,世界某區域的經濟遭受景氣衰退的襲擊,其他區域仍能維持穩定,但這次景氣衰退則是全球性蔓延,無一主要國家得以倖免,因為對國家經濟安全,最基本的金融防火牆早因金融完全自由的風潮而遭到瓦解。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此次的二次衰退之所以難以預防與彌補,正是過去十年來金融服務業自由放任所致,先進國家龐大的投資銀行與避險基金體系基於貪婪、以「金融創新」為名,開發出許多完全不具透明度的金融衍生商品,不僅本身交叉持有,更強迫開發中國家開放其國內的金融市場以兜售其債權。其數額之大,範圍之廣,令人觸目驚心,以致當這個金融衍生商品體系一開始在美國崩盤的時候會在瞬間蔓延全世界,監督國際金融體系運作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已完全喪失功能。

(三)、金融海嘯促成主流經濟理論的演變

面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R. Krugman,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懷特(William White,國際清算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格爾威(Paul De Grauwe,歐盟執委會經濟顧問)等均持有以下見解: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過度強調自由放任的好處而忽略風險管理的重要,而這些理論必須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負起責任。以下是世界金融海嘯前後經濟學思維的轉變:

n   金融海嘯發生前:鼓吹市場機制完美,市場基本教義派當道

1.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理論,深信市場機制可讓價格維持均衡完美的機能。他們認為資本市場參與者為理性經濟個體且以理性預期做為決策基礎;至於效率市場假說則認為:由於投資人只對追求他們財富極大有興趣,並能以理性方式對資本市場中各種資訊做分析與回應,新資訊會立即反映在價格上,使得資產價格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釋出足以彌補他們訊息的訊息不完全,資本市場不僅能自我偵錯還能自我修正。

2. 只要貨幣政策目標追求物價穩定,如此就可以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無須對金融體系過份管制與規範,鬆綁成為提升資本市場運作效率最有效的政策。

3.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只有市場存在外部性時,政府才須介入、管制與規範。為強調鬆綁的必要性,他們大力鼓吹資本市場不存在外部性,因為資本市場具有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機制。尊重資本自由移動所創造的效率,政府管制資本不僅欠缺正當性,而且將成為無效的作法。

n   金融海嘯發生後:上述美麗的理論並非真理

1. 資本市場不是商品市場,在貪婪的利己心和非理性行為之下,如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金融性資產價格將更加脫離基本面且波動加大,造成資本市場整體風險上升。

2. 物價穩定無法保証金融體系運作的穩定。如果放任資產價格任意膨脹,將會招致金融危機的後果。

3. 如果過度誇大資本自由移動的優點,只會擴散伴隨資本自由移動而來的危機。應該承認資本管制具有正當性,而且是有效的政策。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後的思維,過去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應該修正,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應該深切反省與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

 

二、台灣經濟發展應以「經貿自主」與「技術優勢」為兩大核心目標

 

顯而易見,我們政府並沒有吸取到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忽略金融海嘯後國際經濟思潮的反省與修正,政府亦未認知到解決金融海嘯對國內經濟衝擊最有效的方式是將國民儲蓄所匯集的龐大資金用於人力投資以及維持技術優勢必要的投資以確保經濟成長的動能,而非透過資本市場舉借發行消費券或從事重大公共建設。雖然,適度的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有利於經濟發展,然而,無限的自由化卻會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資金、商品與人員跨國移動的難易程度各有不同。全球化下,商品、資金及技術的跨國移動變得更自由,去除各種政治性、貿易性障礙後,商品市場已經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各主要市場也可能逐一整合為單一市場。然而,全球化卻不能讓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活動,依然是在國家的領域內進行。因此,對於可以在國際間自由移動的資源擁有者來說,全球化是機會,但對於其他人而說,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造成贏者圈與輸者圈差異日益擴大,導致社會趨向對立而終至崩解。此時,政策應該在贏者圈與輸者圈間維持適度的平衡。

然而,政府卻將適度的自由化曲解為完全自由放任,認為政府不應對市場進行任何干預與規範。此種自由放任思維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是2000年後,政府屈從個別企業的要求,全面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卻不考慮開放後對社會經濟所造成負面的衝擊;最近更開放並鼓勵國內金融機構前進中國,以及積極開放中資來台從事投資與併購,忽略了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衝擊,更忘了構築金融防火牆與監理規範必須與時俱進的重要性。

政府深陷自由放任的迷思,縱容商人無限制追求個別利益,而讓大部份台灣人民承擔自由放任後的社會惡果,罔顧國家經濟安全與長遠整體利益,以致讓台灣的社會經濟形成以下多重危機。第一重危機是整體經貿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導致喪失經濟主體性;第二重危機是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工作難找,薪水不漲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第三重危機是自由放任迷思導致政策失焦;第四重危機是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第五重危機是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這些危機彼此互相強化,在此將其形成原因與解決對策分析如下:

 

(一)、問題危機:對中國過度依賴,導致產業掏空,技術流失,發展動能衰退

       因應對策:確立經貿自主以及維持技術優勢

過去四年,政府強調「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發展模式,看似對個別企業有利,但就台灣整體利益而言,就像是浮士德用靈魂與魔鬼從事交易一樣,以至高無上的發展主體性換取少數財團與大企業的經濟利益,以致經貿過度依賴中國。

台灣廠商七0年代採取「降低成本」策略,利用先進國家開放其國內市場的機會,全力發展勞力密集商品出口,造就經濟奇蹟,這段期間台灣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而出口部門擴張帶動投資與勞動需求的增加使得勞動薪資所得亦跟著成長,此時,經濟成長主要驅動力是民間消費與國內投資。到了八0年代末期台灣進入民主轉型期,面對勞動、土地以及環保成本上漲,不少台商選擇到中國複製過去成功的經驗,以擴大在中國生產規模取代企業在台灣轉型,到中國複製過去成功模式的廠商,因缺少轉型升級的壓力,以致原先的技術優勢逐漸為南韓超越,被中國趕上,終致喪失國際競爭力。當廠商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國內投資不再成為經濟成長的驅動力,也影響到台灣工作機會的創造,加上「海外生產」模式等同於讓廠商以海外低廉勞工取代本國勞工,關廠歇業讓現有的工作機會大量減少,這是2000年後台灣薪資很難成長,工作難找最重要的原因。固然,台商海外生產初期所需的機器設備、半成品以及原物料帶動台灣出口與經濟成長,但海外生產讓國內勞工薪資不易成長、工作難找。短期內,海外生產雖讓台灣出口集中在原物料以及半成品,但長期下來出口產品愈來愈集中於低附加價值、高耗能與高污染的產品,而且生產單調化,更容易讓台灣經濟受到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

同時,產業大量外移中國等於間接協助中國發展進口替代策略。近來,在中國的台商已逐步減少從台灣進口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未來台灣出口將失去動能,舉例來說,1990-2000年間,台灣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12.6%,到了2000-2010年間便降為8.8%,2012年1-4月台灣對中國出口更較去年同期衰退11.5%,以致整體出口出現負成長4.7%。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了「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將掏空台灣產業,讓台灣陷入經貿依賴中國、成長動能減弱以及社會裂解的嚴重困境,這必須靠確立經貿自主以及維持技術優勢才能扭轉。

(二)問題危機:過度投資中國導致薪資階層工作難找、薪水不漲、貧富差距擴大

解決對策:創造工作機會才是縮小貧富差距最有效方法

失業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當前台灣薪資階層痛苦的根源。自2000年後,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平均成長率雖然超過3%,但經濟成長並未轉換為大多數家庭的所得成長。金融海嘯後,台灣所得最低4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衰退現象,而且這些家庭的儲蓄能力普遍有限,部份家庭更呈現入不敷出的透支狀態,顯示不少家庭已無能力再應付物價膨脹或國際景氣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些家庭對未來的工作和所得成長抱持強烈的不安全感,只要看到工作機會沒有顯著增加,就會對未來的前途懷抱憂慮,看到所得沒有增加,就憂心經濟地位的持續弱化。只要大多數民眾無法充分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就會對全球化開始懷疑。如果政府不能立即解決這些家庭經濟地位持續惡化的問題,這些中下階層的人民可能轉而致力於階級對立與顛覆現有政治體制得社會運動;民主政策制度如果不能為這些人民提供公平正義或均等機會,甚至會導致他們對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信心的結果也說不定。

     工作機會消失與薪資所得成長停滯係因不少廠商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這份強調「海外生產」對個別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從而忽略創造價值與維持技術優勢的重要性。民進黨執政期間全面開放廠商投資中國,使得台商赴中國投資金額佔台灣GDP,由1999年的0.5%一路快速上升到金融海嘯後的2.5%。馬政府與中國簽定ECFA後,台灣與中國間關稅障礙已大幅降低,上市(櫃)公司基於中國市場規模以及低廉的生產成本選擇到中國投資生產,導致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金額屢創新高。資金持續外移,國內投資當然不振。由於對先進國家的投資不足,導致廠商引進新技術,品牌以及行銷管道速度不夠,自然無法帶動勞工薪資所得的成長,未來家庭所得的差距還會擴大。

當前台灣的經濟問題不是經濟沒成長,而是近年來家庭所得成長停滯。馬政府縮小貧富差距的當務之急不是針對富人進行稅改而是要針對產業外移進行有效管理如此才有可能把GDP的成長轉化為多數家庭所得的增加,雖然家庭所得無法和經濟同步成長是全球化普遍現象,但由於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過度密切,這種現象才會變得如此嚴重。

 

(三)、問題危機:自由化迷思導致政策失焦,實質競爭力不斷衰退

解決對策:鞏固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促進產業聚落的技術生根

2000年後,我們的政府總是喜歡引用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或世界經濟論壇(WEF)所發佈的各項世界競爭力排名做為政績,但對於其中所隱含的自由化迷思卻不具警覺性。事實上,這些國際競爭力排名主要係依據每個國家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台灣在經濟自由開放度的排名雖然名列前茅,卻未反映在外人直接來台投資金額、國內投資、工作機會創造以及薪資所得成長等實體經濟表現之上,由此可見,自由開放程度的排名不必然等於一個國家真正的經濟實力,不然,台灣的經濟實力應遠遠在南韓之前,因為2011年台灣國家競爭力排名世界第六,而南韓只排名在第二十二名。

仔細比較台灣與南韓各項經濟成長表現與產業技術能力,南韓政府與企業的表現令我們汗顏。即便同樣經歷金融海嘯以及現在的二次衰退,南韓的失業率比台灣低,薪資所得成長比台灣快,出口比台灣強勁。過去,南韓在國際市場上一直是台灣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現今我們已望塵莫及,原因出在哪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過度迷信自由放任,政府將應該負起引導產業輕型的責任推卸給市場,坐視國內技術優勢流失,放任商人追逐短期近利,誤以為只要自由開放就會帶動經濟成長。而南韓卻知道實質競爭力源自技術優勢的維持、品牌創新與深厚的產業基礎,採取「先占領國內市場,確保競爭力,再進軍國際市場」的策略,由此打造出電子、資訊業、汽車製造業、重化工業等具競爭力的產業組合,終於突破開發中國家的瓶頸,正式擠身已開發國家之列。

此外,政府也過度迷信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以為這是解救台灣經濟的萬靈丹,不惜犧牲主權尊嚴與國人健康安全以求取簽定FTA的門票,最近更時常援引南韓與美國、歐盟等國簽定FTA的事例來強迫國人接受不合理的外國脅迫,卻忘記南韓是在確定自己的產業深具國際競爭力後才去積極洽簽FTA,我們的政府卻倒果為因,在放任國內資本形成不振與技術優勢流失之後,再來寄望FTA以強化經濟實力,此無異緣木求魚。

政府過度鼓吹FTA的重要性以致政策嚴重失焦。FTA固然會帶來短期效益,但長期而言,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企業的創新能力,以及產業聚落的技術生根。在過去台灣經濟最輝煌的時代,中小企業可說是創造奇蹟的頭號功臣。中小企業妥善利用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市場需求與商業資訊,積極尋求跨國的技術轉移與管理新知,關注各種產品的創新,洞察商機與發展潛力,把握機會,進行新市場的開發,因而提升台灣產業整體競爭力。

所以,「創新」可說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企業家透過創新才能獲得利潤,帶動整體的經濟發展,正是這些企業家不斷創新的「創造性破壞」過程。透過創新,可以更新現在的技術與商品;隨著競爭,進入某種成熟階段的產業如果不進行創新,不久就會成為夕陽產業。但即便是傳統夕陽產業,也能因為新技術與新行銷理念的注入,而提高產品的價值,進而獲得生命周期的更新,邁向另一個發展期。經濟體系內的任何產業,其發展期與成熟期都不同。因此,不論任何時期都有產業處在發展期,也有產業處在成熟期,發展與成熟交錯存在,不斷引發創新,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維持技術優勢才是最重要的「長期動態發展能力」,政府產業政策的焦點應該放在如何強化此一長期動態發展能力,讓不同的產業彼此間能夠生生不息,互相支援,其中發展產業聚落的概念非常重要,不管是上中下游的生產基地,還是平行的產業聚落,彼此間的關連度愈強,就愈有競爭力,絕對有助於應付外來競爭,也就愈能確保整體經濟體的長期動態發展能力。所以,政府應對產業外移採取有效措施以避免產業聚落被掏空。

反過來,若高科技產業,只是依賴進口國外關鍵零組件加以組裝,對於附加價值的創造與在地工作機會的貢獻可能微乎其微;所以,「高科技」不等於「創新」,傳統產業也可以創新。過去我們的政府陷入高科技迷思,推出的產業政策反而傷害到我們的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這是不對的做法。

面對中國強大的磁吸作用,而留下來的中小企業與產業聚落才是台灣珍貴的資產,這些企業主為了繼續留在台灣打拼,繼續照顧員工,而不斷地進行升級與創新。政府政策應該放在如何以國家資金協助這些中小企業持續進行創新與轉型,未來台灣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端賴這些根留台灣的中小企業如何繼續發揮創新能力。目前政府對他們的營運與轉型並未提供充分協助,其實光是在生產的廢棄物處理方面,政府就可以更積極地加以輔導,甚至結合最新知識技術的發展,有效地將廢棄物予以「資源化」,創造出更多的產業與工作機會。個別中小企業的力量很難面面俱到,這正是政府可以介入協助之處,而不是高高在上扮演規畫新興產業的角色,國家公務人員應該更積極地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轉型與營運的問題。與大企業相較之下,中小企業產值雖不算大,但中小企業是維持並創造工作機會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政府對中小企業不積極協助,不僅失業問題難以解決,而且台灣經濟的支柱也會受到侵蝕而塌毀。

(四)、問題危機: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置經濟安全於不顧且喪失產業調整契機

解決對策:法律架構與市場機制雙管齊下,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與有機農業

不少人認為台灣農業不具國際競爭力,加上政府向來只重國際貿易輕忽國內貿易,在國際貿易談判時台灣的農業總是被犧牲,導致目前超過四分之一的耕地休耕或廢耕,而糧食自給率則降到百分之三十二,遠低於國際水準;亦有不少人認為台灣只需依靠進口石油與煤等化石燃料做為主要能源,能源自給率只有千分之六也無所謂。這種思維已經到了必須徹底改弦易轍的時刻。

不論經濟發展階段,農業才是維持一個國家生存最關鍵的部門,然而現代化農耕建立在化學肥料、化學農藥與基因改造作物之上,不僅破壞環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且危害農耕者與消費者的健康,我們必須調整農業發展方向。農業不僅生產糧食,它還具有帶動經濟成長、提供工作機會、維護環境生態以及促進社會安定等諸多戰略價值,所以不能單純由產值來衡量他的重要性。現在有許多年輕人帶著新觀念與新技術返鄉耕種,也有人利用雲端網路幫助農夫銷售農產品,這都是很好的現象,有助於農業創新。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應該要特別維護小農權益,鼓勵資源循環利用與在地產銷,特別是學校午餐的食材應該由當地農民供應,協助在地農業的發展。

至於能源政策,政府應該要積極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歐洲發展的先例已充分顯示:在因應氣候變遷、確保能源安全、提高經濟效率、創造工作機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等五大方面,再生能源產業均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德國甚至將之設定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連中國都起而追之,只有我們的政府還找不到有效的發展策略。

對台灣來說,再生能源最獨特的意義,在於它翻轉了一般認為台灣「天然資源匱乏」、只能依賴進口石油或者發展核電的過時觀念;特別從國外技術已經非常成熟的太陽能、生質能與風力發電三大領域來看,台灣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如果妥善發展的話,我們不僅不需要進口石油與依賴核電,也可以建立新興產業,出口相關設備與技術到國外去。但是反過來,如果政府遲遲找不出發展良策,依目前我國平均每人每年約11公噸碳排放量與目前國際的碳稅行情來計算,以後我們必須向國際繳交的「碳稅」每年將高達數千億元。事實上,去年開始台灣已有63家企業被海外合作夥伴要求「碳揭露」,如果我們繼續在溫室氣體減量交不出成績單,將會淪為先進國家懲罰的對象。

這方面歐洲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後,瑞典與丹麥便開始對依賴石油而發展的模式心生警戒,積極投入再生能源的研發與運用。特別是丹麥,即使擁有北海油源也積極發展風力與沼氣發電,而且徹底反核,境內沒有一座核電廠,丹麥國民支持這些政策的理由不僅是著眼於石油資源總有一天會用完的長遠眼光,而且知道化石燃料、核廢料與農牧廢水的汙染都能夠透過再生能源的發展而降低。這些國家積極維護能源的自主性與經濟的永續發展,不因國家小、人口少而喪失走在世界前端的志氣,長期投入研發,善用法律架構與市場機制來創造供給與需求,因此今天才能在綠色科技締造非凡成就,讓歐洲其他大國跟進。反觀台灣政府,置主權、能源與糧食安全於不顧,棄環境永續與在地經濟於不顧,一昧追求依賴式的成長,反而斲喪綠色新興產業可以發展的契機。

 

(五)、問題危機: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

解決對策:重新界定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的主從關係

此次金融海嘯起因於歐美金融機構的貪婪,加上政治人物與經濟學者過份誇大金融體系鬆綁的效果,認為資本市場參與者理性決策就能讓資本市場不僅能夠自我偵錯、自我修正;強調鬆綁有助於資本市場效率的提升,卻忽略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有效管理並降低風險以及將國民儲蓄所匯集龐大資金用於國內資本形成,結果經濟靠資本市場撐起榮景,過度鬆綁終至釀成大禍。一旦金融機構整併形成「大到不能倒」的局面,又迫使各國政府投入龐大資金拯救這些金融機構,破壞市場紀律與加深道德風險。

金融體系不是只為了貪婪的金錢遊戲而存在。不少人看到金融服務業附加價值占GDP比重因經濟發展而持續上升就鼓吹鬆綁能讓金融部門的發展帶動經濟成長,結果金融部門的角色由協助實體經濟發展變為主導經濟發展。未來,我們必須重新界定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的主從關係:以實體的農業與製造業為主,以金融服務為從。金融部門功能應是將國民儲蓄導入國內資本的形成,特別是維持國內製造業技術優勢。不管是從事研發、創立品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還是技術在國內生根都需要大量資金,但目前用於促進技術生根的資金實在太少。政府金融政策不能只是鬆綁,有新的金融商品就應該有對應的金融監理機制,這樣才有辦法將國際金融危機阻隔於外。

 

結語:

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在於增進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其中兩大支柱就是以經貿自主確立發展的主體性與以技術優勢維持成長的動能。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雖沒有能力主導或改變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但國家領導人要有堅定的發展的主體意識,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汪洋大海中就會淪為漂流木,無方向的航行,無動力的漂泊,讓台灣的民眾對未來不再有希望,面對不確定性充滿恐懼與不安。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又有續航力的諾亞方舟, 而非一昧地追求GDP數字的成長,像鐵達尼號為求快而忽略了結構的安全,結果一撞到冰山便沉沒。我們必須記取教訓,要將台灣打造成一艘能夠通過大洪水考驗的諾亞方舟,而不是不堪一擊的鐵達尼號;經濟發展不能只強調自由開放而忽略國家經濟安全,不能只重視出口而忽略農業與能源自主的重要性。過去我們對於自由市場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場解決,未來政府應積極保障全球化下人民維持基本生活的權利,恢復人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讓這艘船上所有乘員體認到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到達我們的命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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