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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7 / kslintw

中時專欄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林向愷

  香港回歸中國已有七年, 近來國際焦點大多放在香港特首直選, 較少觸及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 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南韓同為亞洲四小龍, 發展階段僅次於日本, 但在中國以及東協國家之前。 面對九O年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不少人開始關心亞洲四小龍是否有被中國超越的可能。

  Adam Smith認為, 每人平均實質GDP最能表現一個國家財富的多寡, 我們就以亞洲四小龍每人平均實質GDP與中國每人平均實質GDP比值的變動來說明這些國家和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的變化。 1990年時台灣和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為7.3倍, 到了1995年縮小為5.8倍, 2002年的差距更降為4.5倍。 同時期的香港, 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則由1990年的12倍, 降到1995年的8.6倍, 2002年時, 只剩6倍。 這十三年間香港與中國發展差距縮小速度遠較台灣為快。 新加坡被中國追趕的速度較香港為慢, 但比台灣要快。 至於南韓, 1990年和中國發展差距是5.7倍, 1995年仍有4.6倍, 到2002年還有3.7倍, 是亞洲四小龍與中國發展差距縮小速度最慢的國家。

  由於中國仍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 其經濟成長速度會比較快, 亞洲四小龍與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縮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八O年代後期, 亞洲四小龍出口競爭優勢已不在勞力密集產品, 而逐漸轉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發展, 此種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歐美日先進國家一致。 但亞洲四小龍對外投資型態則和這些國家不同, 主要投資對象為發展較落後的國家。 事實上, 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發展差距縮小速度不同的原因就在於: 這個期間內, 亞洲四小龍投資中國比重有所差異, 其中比重最高的是香港, 其次新加坡, 台灣, 最後才是南韓。 從這些簡單的分析可知,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愈密切的國家, 短期內可能會帶來好處, 但長期只有壞處, 香港和新加坡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八O年代, 港商採取「降低成本」的策略將工廠大量移到土地及勞工都便宜的中國, 加上香港政府對此亦未加以規範, 導致大量資金、技術流向中國。 這些廠商外移後, 由於缺乏「運用知識以創造價值」的轉型壓力, 造成整個香港產業升級速度變得很慢, 結果香港製造業占GDP比重從1980年的23.6%開始遽降, 至2003年比重已不到6%。 產業空洞化的速度比所有先進國家要快許多, 使得香港失業率節節上升。 當時香港政府以及產業界還樂觀地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除了可以填補製造業外移所流失的工作機會外, 還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可是, 當廣東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力大幅提升, 設廠廣東的港商為了方便, 開始以當地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替代香港生產性服務業, 使得香港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台商投資中國占GDP比重已由2000年不到1%上升到2003年的1.8%, 顯示多數台商仍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 這種策略轉型壓力小, 學習門檻低, 結果將造成台灣出口商品和中國產品差異程度變小, 變得更容易被替代。 為減輕被替代的程度, 政府對台商投資中國仍應適度規範, 給予廠商較多的轉型壓力, 就好比孵豆芽時必須在綠豆上加以適當重量的石塊, 才能孵出好豆芽: 只有在適度的壓力下, 才有良好的成長。

04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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