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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7 / kslintw

中時專欄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林向愷

  Kydland和Prescott兩位教授因研究實質景氣循環以及總體經濟政策的成就而贏得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兩篇代表作分別發表於1977年以及1982年。當時主流總體經濟學認為需求不足是經濟蕭條的主因,而貨幣工資僵固不易調降則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赤字預算以及寬鬆貨幣政策成為刺激景氣以及降低失業率主要對策。但這些政策到了1970年代卻一一失靈,寬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卻是停滯性物價膨脹。

  他們1982年論文研究經濟體系會有景氣波動現象, 強調個人或家計單位選擇各期的商品消費、休閒以追求其各期效用現值極大 (和個體分析一致,只是強調選擇不再是一期而是多期的架構),廠商在追求利潤極大的目標下,決定雇用多少勞工,要投資多少。 但為了說明投資在景氣波動中有很大的變化,這兩位教授認為一個投資計劃必須經過一定時間 (給季或幾年) 才能完成,只有完成的計畫才能投入生產過程,廠商決定執行某項投資計劃時,必須要先對計畫完成後市場對其所生產商品的需求做預期,當預期未來市場有足夠的需求,廠商才會投資。此外,結合預期與決策是Kydland和Prescott教授理論最核心的部份

  Prescott教授研究領域極廣,除了早期的計量經濟學有關估計參數不穩定研究外,一般均衡分析以及經濟成長均有不少論述,但Kydland著作數量不多,1990年後曾將實質景氣波動模型加以擴充,放入對外貿部門以及研究金本位制度下政策時間不一致問題外,較少涉及其他領域。Kydland教授得獎的啟示是論文發表數量不求多,在求其原創性。原創性係對眼前實際現象深度觀察,對當時主流思潮直接反省才有所得。目前國內獎勵制度設計,學者研究取向有以數量取勝的傾向,應思考如何對現有制度做變革以為鼓勵學者從事基礎的、原創性的研究。

  Kydland與Prescott在1977年的論文中提出「時間不一致」概念,認為政策前後不一致係因政府在制定、執行政策時缺乏「信守承諾」的機制所致。「時間不一致」概念抽象不易理解,現以例子說明讓讀者對此有所認識。政府為促進民間投資宣佈對資本所得採取免稅政策。若政府執行政策時缺乏「信守承諾」的機制,此時民間是否會因為政府此項政策宣示而增加投資?答案是不會。理由很簡單:民間廠商若相信政府執行所宣示的免稅政策而增加投資,投資增加未來資本存量就跟著增加;由於資本存量數量短期內不易增減,資本所得稅的稅基也就不易因稅率而有變化,資本存量就成為政府課稅最佳的標的。此時,政府為增加稅收對資本所得改採高稅率政策,民間廠商的稅後投資報酬率會因此變小,廠商當然不願投資。缺乏「信守承諾」機制結果是民間投資不足、政府稅收減少雙輸的局面。

  Kydland與Prescott兩位教授就利用這個概念說明為何貨幣政策前後不一致讓央行無法有效對抗物價膨脹, 並導致停滯性物價膨脹。 當央行宣佈緊縮貨幣政策後,相信央行會執行這個政策的個人或企業自然會預期未來的物價不致上漲太快,也就沒有理由要求過高的薪資調整或讓所生產的商品價格調漲幅度過大。一旦大多數經濟個體形成決策時皆預期低物價膨脹率,央行為降低失業率所應採行的最適貨幣政策不再是緊縮而是寬鬆的貨幣政策。由此可知,央行缺乏「信守承諾」的機制時,個人或企業相信央行會執行原先所宣佈的緊縮貨幣政策的後果是企業利潤減少及個人薪資購買力縮水。所以經濟個體就不應預期央行仍會執行緊縮貨幣政策。另一方面,央行為避免失業率惡化,當然不願執行緊縮貨幣政策,結果失業情況並未改善但整個社會卻須承受較高的物價膨脹率。

  為何缺乏「信守承諾」機制會造成政策前後不一致的問題? 最根本原因在於民間部門(個人或廠商)消費、投資、僱用勞動等選擇都必須考量到未來政府政策, 對未來政策有不同預期, 就有不同的選擇. 由於民間部門無法事前迫使政府堅守承諾, 才會產生事前信誓旦旦, 事後政策軟化的現象. 所以他們認為政府與民間雙方事先約定, 發生外在衝擊的情形時, 政府應採取何種回應. 此種政策裁量權和政策部為事前承諾所約束出發點完全不同。 Kydland and Prescott認為:就整個社會而言,法則型政策往往較權衡型政策為佳。事實上,這些政策法則仍缺乏約束政府信守承諾的機制,所以這些法則型政策雖為最適卻又不可行,遂有必要透過制度的設計以排除不可行的原因。

  後續研究則將焦點由央行貨幣政策效果的討論轉為如何設計制度與調整以建立貨幣管理機構「信守承諾」的機制。而簡化貨幣管理機構的政策目標是建立「信守承諾」機制最有效方式。以貨幣管理局 (Currency Board) 做為貨幣管理機構的國家,如:部份東歐、加勒比海國家以及香港,其政策目標僅在維持對外幣值的穩定。而以央行做為貨幣管理機構的歐美先進國家,則以簡化央行政策目標來建立央行獨立性,因為一個愈不獨立的央行愈在意其和政府行政部門的互動關係,也愈願意配合行政部門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促進經濟成長及降低失業率。然而,跨國實證研究顯示:此類貨幣政策對上述目標的達成並無實質的長期助益,只有讓整個社會承受較高的物價膨脹,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Kydland和Prescott對經濟政策時間不一致問題的探討對政策實務以及體制設計的深遠影響更是學術研究少見

  Kydland和Prescott皆在Carnegie-Mellon大學取得博士學位,Prescott教授為Kydland的論文指導教授, 這層關係, 加上Carnegie-Mellon博士班學生人數少,師生互動密切,遂建立他們長期合作關係。 Kydland 除了一段很短時間到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任教外, 都待在Carnegie-Mellon。 Prescott教授則是1980年離開Carnegie-Mellon轉往Minnesota任教,目前在Arizona State大學任教。

  凱因斯學派的思維由於受到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強調總合需求 (如: 消費、投資以及政府支出) 不足是經濟不景氣的重要原因, 而將研究重點置於討論貨幣、財政政策對降低失業、提振生產的有效性。 修習過經濟學原理的讀者往往發現其中總體經濟部份由於大部份承襲凱因斯學派分析架構, 難懂不易了解, 且又和經濟學一再強調的「經濟問題是選擇問題」的概念有很大差距。經濟學原理中的總體經濟學看到的只是消費函數 (消費為當期所得所決定),投資函數 (投資亦受當期所得影響),政府支出, 卻不見所謂選擇問題。 不少人就質疑這些函數只是表現不同總體變數的關係,和選擇問題有何關連? Kyaland和Prescott兩位教授得獎的另一項學術貢獻就是將總體經濟學回歸到經濟個體的選擇問題, 強調經濟個體與市場均行的重要性。

0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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