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2009/05/18 / kslintw

亞洲金融家 8月號

8 month

  遇事,不能永遠往阿扁總統身上推

 林向愷

  新政府自520接手後,股市直直落,國民黨雖掌握立院過半優勢,但政務推動的並不順利。面對外界質疑,新政府的回應不外乎是國際經濟景氣不好、天災或阿扁的錯。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那裡做得好,那裡做不好,新政府上任後理應優先診斷,如此才能釐清前後任政府的政治責任,總不能永遠遇事還往阿扁總統身上推。

  九0年代以來,如何減緩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並進一步化為轉機是先進國家面對最嚴峻的挑戰。全球化不是第二次大戰之後才有的現象,其實早在十九世紀金本位時期就已出現類似現象,但此波全球化與前一次全球化最大不同在於勞動跨國移動,第二次戰後各國大多採取較嚴格的移民政策,只對高科技與專業人士及投資型移民開放以吸引人才及資金;其次則是政府角色的改變,先進國家除了持續採取開放措施,減少貿易障礙,減少管制以降低資本跨國移動的障礙,以及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外,為減輕其國內民眾基本生活權利受到全球化的衝擊,戰後先進國家普遍強化其社會安全體系的功能,使得戰後歐美先進國家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超過一半。

  隨著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全球氣候也產生顯著變化,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為溫室效應氣體的過度排放。為抑制過度排放,先進國家陸續通過強制性能源政策,例如:德國政府於2007年宣示將因應氣候變遷定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面對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先進國家多揚棄原有的「唯經濟成長」的策略改採重視「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環境生態」均衡發展的永續發展策略,台灣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當然亦無法避免這兩項挑戰,本文將以民進黨政府如何回應切入探討過去八年執行的成績。

  民進黨政府過去八年積極以BOT方式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公共建設所提供服務品質;舉例說,2002年促參案件簽約金額只有72.7億元,2003增至624.7億元,到了2004年更高達1306.5億元,讓民間與政府藉BOT模式共同分擔風險並共享效益。台灣高鐵就是在政府協助下順利通車,讓台灣進入一日生活圈。其次,將已無經營效益的公營事業:如高雄硫酸錏、台機等公司予以解散清算,並將中船及唐榮民營化,使得這兩家公司由2000及2001年合計虧損101.4億元及55億元,自2002年開始有盈餘。為解決1998年本土型金融危機所遺留的逾放問題,阿扁總統進行第一次金融改革,銀行體系的新增逾放金額由2001年5430億元,降為2003年的30億元,2007年本國銀行廣義逾放比已降為2.16%,第二次金改原計劃將公股銀行徹底民營化以強化金控公司的競爭力,可惜因行政部門無法建立有效的整倂機制致倍受質疑,成效不張。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台灣失業率自1996年突破2%後,一路攀升到2002年的5.17%的高峰,解決失業必須依靠創造工作機會,行政部門遂於2001、2002年及2003年陸續推出「永續就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以及「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等多項短期解決方案,以搶救50萬名失業勞工,到了2007年失業率已降至3.8%,但年輕人及高學歷失業率仍然偏高。

  此外,「貧富差距」是底層人民另一個痛苦的來源。台灣家庭所得分配不平均受到全球化而持續惡化。1990年時,台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的五分位差為5.18倍,此後差距逐步擴大, 2000年升到5.55倍,2001年更高到6.39倍,惡化速度另人擔憂,到了2006年始小幅下滑到6.01倍。由於可支配所得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各種移轉性收入,故這幾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就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發揮所得重分配的作用,使得惡化程度較南韓、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國為輕。

  其次,過去八年的經濟成長(年平均成長率超過4%)並未為大多數台灣家庭所享受,這段期間所得最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其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所得次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平均年成長率亦不到百分之一。若不及時解決這家庭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依其他國家的經驗,它會激化階層對立,底層人民為了要翻身就會想顛覆現有體制,底層人民由於民主制度無法再捍衛她們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或參與機會的均等,開始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此時,社會福利制度做為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團結的功能就越來越重要。2006年民進黨政府就提出「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採取具體策略以建立普及性「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經濟弱勢階層的基本生活權利,制度法制化工作已經完成,等待新政府的落實。

  上述失業及貧窮差距擴大的問題係因親中媒體與部份學者將「中國化」等同於「全球化」所造成。「全球化」既等於「中國化」,政府當然不應禁止廠商投資中國,而且更要全面投資中國,認為不透過中國,台灣就無法全球化,中國是台灣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既然中國已是世界工廠,若台灣在經濟發展中錯過了利用中國資源的機會,將會喪失這一波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任何契機。這種論調不僅過度簡化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更將台灣發展的前景完全侷限於中國現有的經濟框架之下。面對這種論調,民進黨政府一開始亦很難抵擋,所以才在2001年以「積極開放,有效管裡」取代「戒急用忍」,行政部門雖一再宣示「有效管理」是「積極開放」的前提,但實際上,並未做好相關管理機制,導致台商投資中國金額占我國GDP比重由1999年的0.5%一路上升到2004年的2.21%。資金大量外移,國內投資率就很難提升,工作機會移往後進國家過多,加上新的工作機會又因國內投資不振而不易創造,薪資所得自然成長緩慢,結果家庭所得差距擴大以及中產階級經濟地位弱化。阿扁總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遂於2006年的元旦文告中揭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積極開放,有效管裡」,並加強「投資台灣」以創造工作機會。由於台灣廠商「全球化」策略,注重「降低成本」的產業出走,輕忽「創造價值」的產業轉型,阿扁總統雖想對「兩岸經貿政策」做根本的調整,仍難扭轉上述台商過度投資中國的趨勢,使得新的、高層次的產業無法順利填補移往中國舊的、低層次的產業,無法大量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甚至連白領的工作也受到威脅,讓民進黨政府必須投注更多的心力,才能將失業率降至4%以下。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自1990到2003年全球CO2排放量增加最多的前十名國家,台灣排名第八。另依據2005年統計數字,台灣高耗能產業(如:鋼鐵、石化、造紙與水泥業)使用台灣1/3的能源,卻只創造出不到2.5%的GDP,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否則難以因應氣候變遷。由於民進黨政府內不少財經決策官員仍深信「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互斥」的舊思維,認為台灣應「先追求成長,再清理環境」。上述阿扁總統的加強「投資台灣」的宣示就被轉化鼓勵高耗能產業擴大在台灣投資,讓「永續發展」概念中所強調的「環境品質提升及環境資源合理運用」繼續被忽視,讓「永續發展」的黃金三角缺了一角,也造成環境生態政績成為台灣民眾對民進黨政府施政作為最不滿意的地方。

  綜觀民進黨八年的執政,行政團隊有認知問題的能力,亦有面對問題的勇氣,但由於不少財經決策官員面對全球化及氣候變遷的挑戰欠缺全新的價值理念與戰略願景,讓八年努力的成果打了一些折扣。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