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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7 / kslintw

香港製造業空洞化對台灣的啟示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國際研討會

第四場研討會:香港國際經濟地位之變遷與前瞻會議記錄

林向愷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香港製造業空洞化對台灣的啟示

 

  謝謝。非常高興能參與這次的與談。剛才陳博志教授已對這場研討會的兩篇論文做了很詳盡的評析,而我討論的重點則放在香港製造業空洞化對臺灣的啟示。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當然不同於香港,我的討論重點在於:如果台灣可以制定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策略時,而政府選擇了「積極開放」讓更多的廠商西進赴中國投資,此項策略將對臺灣社會產生何種衝擊。

  首先,對這兩篇論文中重要結果做一些整理以了解香港製造業空洞化的過程。港商在1980年代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將資金、技術以及人才大量移往中國,而這些外移的廠商不需要利用知識創造價值致使他們到中國投資所賺的利潤未能回流香港,促進香港的企業轉型與產業升級,加之香港政府並非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下的政府,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當然無法對港商外移中國加以規範。一旦香港本地產業完整性被破壞,由於製造業的群聚效果,就更難要港商回流,這些因素導致香港製造業的比重下降的速度遠超過其他先進以及新進國家發展過程中製造業比重下降的速度,其製造業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3.6%降至2001年的5.2%。簡而言之,香港製造業比重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香港在1980年代的發展過程中過度依賴中國,過度利用中國。

  1997年以前,移往中國的香港製造業,由於珠江三角洲的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力比不上香港,必須利用香港生產性服務業提供它們所需的服務,港商大量赴中國投資短期內固然帶動香港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張,但要再進一步擴張則受限於「一國兩制」的矛盾;除非消除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之間兩地海關與一些不利於人員、金流及物流的限制,不然香港生產性服務業要進一步擴張有其限制。然而陳文鴻教授文中亦提到,目前珠江三角洲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力由於成本較低,加上相關基礎建設亦陸續完成,香港要和它競爭難度愈來愈高。這些因素造成1997年之後,香港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人口的增加,已不足以抵消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減少。香港統計處近日公佈香港2003年五月至七月失業率上升至8.7%再創歷史新高,其中主要因素在於香港製造業就業人口在1992 – 2001年間減少36萬人之多,而其間香港生產性服務業所創造就業的速度不僅減緩,甚至出現負成長。2003年雖然北京政府與香港簽訂所謂「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排除香港服務業往中國大陸發展的制度與政策障礙,但是我們要問:如果連香港的生產服務業都必須往珠江三角洲發展,那香港還有什麼可以發展的?這是香港面對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

  另外,簡先生論文中一個重要的結果是:由於香港與中國在金融監理制度,公司會計和財務監督制度與資訊透明度存在很大的差異,如果中資公司因為公司治理能力不足,產生弊端,此將對香港金融體系造成衝擊。前些日子,台灣社會對開放OBU承做台商放款以及是否要允許臺商回臺籌資,意見非常分歧,其存在原因在於:假若雙方的制度與政策存在很大的差異,政府沒有嚴格且明確的監督與管制時,這種跨境的市場活動要取得社會多數人的支持是很困難的。

  接著,我將討論香港產業空洞化對臺灣的啟示。假設政府基於「積極開放」原則而全面開放臺商對中國投資,此舉將對國內勞動市場產生何種影響?首先,部分本國低技術勞工的工作機會將會被中國勞工所替代,理由很簡單:一旦工廠關廠、歇業,低技術勞工因為職業轉換難度較高,馬上面臨失業的問題。另一個較少為人所提及的影響管道:持續開放台商西進中國,由於台商跨境移動阻力變小,等於把臺灣勞工和為數眾多且工資低廉中國勞工放在一起相互競爭,導致廠商對本國低技術勞工需求的價格彈性變得很大。由於和中國勞工相互競爭,本國勞工只要所要求的工資水準高出一點,廠商因有「出走」的選項,其不接受勞工要求,所肩負的成本變得較低,它可選擇外移,造成對本國勞工需求的價格彈性變大,本國勞工就更容易為中國勞工所替代。所以,政府若對台商赴中國投資採取開放的策略,台灣低技術勞工不僅工作機會減少,更將和為數眾多但工資更低廉的中國勞工競爭,讓本國勞工處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由於臺商大都追求「降低成本」的發展策略,只要採行這些策略的廠商愈多,這些效果將愈顯著,對我國勞動市場的衝擊也愈大。

  政府若一昧聽廠商的話,採行「積極開放」的政策,讓台商可更無限制的赴中國投資,依前述分析,此項政策將造成台灣社會的所得的差距擴大以及失業率的上升。現以台灣所得最高的10%家庭的所得和所得最低的10%所得之比(即十等分)來衡量台灣社會的所得差距,由於全面西進贏者圈成員多為企業主和高科技人才,而贏者圈以外的社會階層包括為數不少受到廠商西進而失業的勞工階層。所以,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的結果導致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比重愈高,兩者之間所得差距愈大。圖一顯示,1992年至2001年之間,台灣國內所得差距和台商赴中國投資占GDP比重呈現顯著正向關係;亦即,台商赴中國投資是近年來國內所得分配惡化一項重要的因素。假如將所得差距以所得最高20%的家庭所得和最低20%的家庭所得(即五等分)來衡量所得差距,圖二顯示:1992–2001年間,台灣國內所得差距和台商赴中國投資占GDP比重間的正向關係或許沒有以十等分所衡量的所得差距來得顯著,但此則顯示由於過去政府採行「戒急用忍」政策對台商赴中國投資採取必要管制與規範,致使台商赴中國投資對國內所得分配的衝擊仍只限於少數階層。未來,政府未能建立「有效管理」機制之前,持續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其對所得分配的衝擊將會擴大。其次,開放廠商全面西進,國內失業率亦會受到直接衝擊,圖三是失業率與廠商赴中國投資比重的相關走勢圖,以1992 – 2001年其間來看,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廠商西進中國對企業主以及高科技人才的工作機會不會有負面影響,反而更創造他們的事業第二春,受影響的是跨國移動能力較差的低技術勞工階層,其工作機會由於關廠、歇業而減少,加上大量引進外國勞工,造成低技術勞工失業增加,所以,廠商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愈高,失業率也愈高。

  如果政府繼續讓臺商大量赴中國投資,國內社會不同階層間的社會緊張程度將會升高,因為社會部分階層因廠商大量西進中國而成為「中國化」贏者圈的一員,其他階層則在贏者圈之外,屬於贏者圈之外的社會階層只要愈來愈居於弱勢,階層間社會緊張程度就會升高。最近公平正義聯盟的成立多少已反映過度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所導致的社會階層間緊張程度。其次,具有跨國移動能力的社會階層和其他社會階層對話的意願,或解決他們之間看法歧異的意願會因廠商西進程度愈高而下降,由於贏者圈的社會階層可以自由地跨境移動,所以共同參與改造社會的意願就會降低。如果社會部分階層,尤其具有優勢的社會階層不願意在國內參與對話而選擇出走,將導致台灣社會主流價值建立的難度愈高,這些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很大。此外,政府若對境外金融業務或臺商回臺籌資等跨境市場活動缺乏明確規範與嚴格監督,將會導致部分社會階層質疑這些市場存在的正當性。若再加上具有跨國移動能力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產生疏離,上述市場的正當性更難獲得社會的支持。政府若開放台商全面西進,這些都是台灣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

  無論政府對廠商赴中國投資將採取何種政策。在此,必須提醒政府:政府必須在全面開放以及社會不同階層需要之間取得平衡。台灣目前開放程度的已經夠高了,台灣加入WTO後該開放的都幾乎已開放了,再要開放就必須顧及它對社會的衝擊,由於再開放的邊際效益已不若以往高,但再開放對社會的衝擊卻不容忽視。其次,政府不能忽視全球化過程中,國內社會安全體系建立的重要性,因為無論全球化(或中國化)過程中,居於劣勢的社會階層,政府有責任確保他們基本生活的權利;因為民主國家政府是因確保其國民基本生活的權利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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